如是我聞。“在我家鄉泰安，有一個坐落于泰山東麓大津口的村莊，一戶農家豆腐攤兒臨街擺，卻是常年無人值守。豆腐任你稱，費用隨你付;豆腐攤兒主人竟也從未虧本，這豆腐便有了‘君子豆腐’之美譽。”大約十五年前，我曾在一篇題為《從君子豆腐看誠信》的文章中援引上述故事(2004年7月14日上海《青年報》)。舊事重提，緣于2019年消費維權年主題——“信用讓消費更放心”。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語出《中庸》，“君子豆腐”頗有些儒家 “慎獨”精神的意味(大抵村夫并不自知)。而今重溫這個故事，我發現這也僅僅是個故事，因為其中所能傳遞出的只剩下人們對“民風淳樸”的追憶和憧憬——要知道，這在商業社會已然是稀缺資源。事實無數次地證明，在當下單純依靠道德自律，已無力平復消費社會應有之秩序。畢竟，單純強調自律而無視他律就丟掉了權責對等的契約精神，而這恰恰被稱為市場經濟的精髓。

契約精神被稱為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是一個源自歐洲的現代意義上的概念，但其核心觀念古已有之。契約精神在西方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對后世的契約理論影響深刻。之后，從托馬斯·阿奎那再到盧梭、康德，契約理論得以發展并趨向成熟。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則授予奧利弗·哈特和本特·霍爾姆斯特倫,以表彰他們在契約理論方面的研究貢獻。

相對于世俗的哲學根源，契約精神另一個思想淵源則是宗教的信仰根源。竊以為，西方契約精神可以視為猶太教、基督教貢獻出的別一種福音或者說副產品;“立約”無疑是貫穿《圣經》的一條主線。當然，世俗哲學與宗教信仰有時也會交叉，就像托馬斯·阿奎那是個哲學家，也是個神學家。姑且不論根源，契約精神早先更多依賴于道德自律，而強調其法學屬性則是后來的事情。契約精神顯然是自律與他律的交互支撐，此消彼長。

在西方文化語境下，中國歷來就沒有契約傳統，自然也就缺少契約精神。實則不然!君不見，西周的銅鼎，秦漢的竹簡，中國的契約何曾少過?魏晉以來，大量紙質契約文書現世，延至明清則蔚為大觀矣。作為古典金融史學者和收藏家，我的朋友陳旭便不乏明清契約藏品。陳旭還表示，“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傳統契約的畫押方式堪稱獨特。”倘若數量龐大的契約文書仍不能算作國人契約精神的明證，那么至少可以視為觀察中國契約傳統的一個窗口。

如果說西方契約精神源于哲學和宗教，那么也可以說儒家思想以及道教、佛教對中國契約精神的形成影響頗巨。契約信守精神是契約精神的核心精神，儒家思想的誠信觀念在國人心中根深蒂固。《論語》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以“信”列入“五德”，孟子以“朋友有信”列入“五倫”。道教則以至誠守信為修道布道之根本，且在《道德經》《太平經》等相關經典及教理教義中一以貫之。佛教傳入中國久已，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濃墨重彩的一部分。我相信，很多人的契約精神養成于佛家經典;知因果，焉能不知信?

并不是所有人篤信“違契遭報”，契約精神便不能單單以自律來維系。古代中國，已有律令保障契約履行。《唐律疏議》之“雜律”稱，“諸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大明律》第九卷對“負欠私債違約不還者”亦處以重責。當今日國人的契約精神備受詬病，我們自然而然地想到訴諸法律。“從信用機制的角度來講，法律就不守信行為的約束或處置應該是懲罰性的，懲罰程度必須達到可以事前遏制其行為動機，而不僅僅是事后補償消費者損失，否則不能真正地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在有關“君子豆腐”的文章中，我曾經這樣建議。

而“信用讓消費更放心”是對契約精神的呼喚!中國消費者協會賦予了幾個方面的涵義：比如，“加快消費領域信用體系建設，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行業自律，盡快形成公正、科學、公開的信用評價體系。”比如，“倡導經營者依法誠信經營，自覺完善誠信經營行為，用誠實守信打造品牌形象，贏得消費者的信賴和認可。”還比如，“引導消費者依法主張自身權益，積極行使監督權，主動參與消費后評價，……為實現消費市場良幣驅逐劣幣盡一份努力。”

從自律到他律，從德治到法治，很難說是推動了所謂“文明的進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得已以法律來約束的時候，契約精神是多么的可貴!(《人民交通》雜志2019年3月號卷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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