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電(宋宇晟) 綜合報道，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經濟學家周有光今日迎來110歲大壽。周有光早年主要從事經濟、金融工作，做過經濟學教授，1955年開始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參加并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在他主導下，中國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如今的他仍筆耕不輟，百歲過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歲新稿》《朝聞道集》等數部新作。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蘇常州。今日，是周有光的109歲生日，根據老先生“做九不做十”的慣例，當為110歲大壽。

　　“歷史的浪潮把你的計劃幾乎都打破了”

　　周家祖籍宜興，曾祖父做官兼營實業，在常州開辦棉紡、織布廠等業。道光年間太平軍起，守城將士軍餉全部用于周家，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因常州失守，投水自盡，周家的萬貫家產化作烏有。

　　十歲時，周有光隨全家遷居蘇州，進入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1918年，入常州高級中學(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預科，一年后升入中學，與后來同為語言學家的呂叔湘成為同學。1923年，周有光中學畢業，盡管成績優異，但其時已家道中落，本只能選擇免交學費的師范學校，但無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約翰大學，后得親友資助，為周有光湊齊了200元學費，遂入學。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周有光改入光華大學繼續學習。大學畢業后，他與夫人張允和同往日本留學。因仰慕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周有光離開原本就讀的東京大學，轉考入京都大學。

　　周有光年輕時的經歷并不算順利，甚至有一種隱隱的“錯位”。

　　大學畢業，本可以和其他同學一樣去當外交官，他卻選擇了學經濟；圣約翰大學、光華大學的畢業生，都到美國留學，可他由于經濟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學去向著名經濟學家河上肇學經濟，河上肇卻被捕入獄，周有光只好專攻日語；本來可以在海外享受優裕的生活，他卻毅然選擇了回國；本來研究經濟已經有所成就，他卻被指定研究語言；周有光從小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卻研究了大半生“現代”的知識。面對這樣的“錯位”人生，他卻很坦然：“人生很難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因為歷史的浪潮把你的計劃幾乎都打破了。”

　　“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在隨后的近70年中，兩人一直相濡以沫。

　　周有光在其《百歲口述》中，也曾談起兩人長達八年的戀愛過程。他說，與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發展，不是像現在‘沖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周有光將這八年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是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就是戀愛階段。周有光稱，“當時她(張允和)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我在杭州教書。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

　　關于兩人的婚姻，有一個說法頗為流傳，那就是“結婚后從來沒有吵過架”。對此，周有光曾在受訪時坦言，“其實我們也吵架”。

　　“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確實，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有一點好玩，更是我們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

　　晚年，周有光和夫人張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所謂合著，其實是各寫各的，書的正反面互為封面，張允和的文章橫排，書頁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豎排，書頁向右翻。

　　經歷經濟結構推倒重來的時代

　　結婚后的周有光夫婦同往日本留學。1935年，周有光放棄日本的學業返回上海，任教光華大學，并在上海銀行兼職，同時還參加了反日救國會。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正在做銀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隨當時的民國政府遷移到重慶。

　　抗戰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兒患了盲腸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療而去世；兒子也曾被流彈在肚子上穿了5個孔，所幸搶救及時。抗戰結束后，民國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國學習。

　　到了內戰即將結束時，自認患有“左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設國家、照顧老母的焦慮下急忙回到上海。當時他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書，同時從事銀行工作，卻趕上了經濟結構推倒重來的時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驟降。社會主義市場替代資本主義市場，周有光一眼就看出當時蘇聯的銀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諳西方經濟學的周有光，面對正在全國推行的蘇聯經濟學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謬。多年以后，讓周有光最懷念的新政權氣氛，是抗戰期間在重慶與周恩來接觸，當時周恩來非常稔熟地進行統戰，召集民主人士開會討論問題。

　　50歲改行：26個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參加過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改革運動當時受到蘇聯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參與文字改革會議，結束后就決定留在北京，改行語文。而在同時期的上海，他的領導、學生紛紛自殺。職業的轉換、居住的遷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環境中躲過了“反右運動”。

　　1955年10月，時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會議，為期一個月的會議結束后，組織上通知他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

　　在50歲的時候，周有光扔下經濟學，半路出家一頭扎進語言學中。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曾稱，“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當時，領導說：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員會。當時我說：‘我是業余搞語言學、文字學的，我是外行，留下來恐怕不合適。’領導回答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來了。就這樣，我離開了經濟學界，到了語文學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參加擬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該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這段“改行”的經歷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既來之，則安之”。“這個‘安’不是安靜的意思，是要認認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離開這個機構。”

　　周有光也曾談及當年擬定方案的細節：“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不過主要是開會參加討論。文改會制定具體工作由三個人來做：葉籟士、陸志偉和我。葉籟士兼秘書長，比較忙；陸志偉要教書，還兼語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離開了上海，沒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這個事情。我們三人就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沒有什么不同的對立思想，只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

　　“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這段往事仍不忘調侃，但他認為，“這三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得”。“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么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畢竟要彌補就很麻煩了。”

　　1958年，周有光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講義《漢字改革概論》也于1961年出版。

　　“文革”時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

　　“文革”開始后，周有光即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寧夏的五七干校。當時大家也曾被“逼”著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他們還是被送回了北京。

　　妻子張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婦女，避免了單位里的政治斗爭，受到的沖擊也不大，最嚴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孫女在北京，兒子、兒媳婦在湖北，周有光自己在寧夏，難以享受家人團聚之樂。

　　周有光曾回憶起這段動蕩的年代，在他的記憶中，年輕時的照片都在這場浩劫中被“掃光了”。“我當時是反動學術權威，在農村改造，家里沒有人，東西都(被)隨便扔。現在有的照片也都是親戚多余或者復印給我們的。”

　　晚年的周有光談起“文革”經歷時，談到的似乎更多是對人生的感悟。“我們對財產都看得很淡，覺得是身外之物。許多人都問，你們度量為什么那么大？有人說，你們所以那么大氣，因為你們娘家、祖先都是有錢人，錢看慣了就不新鮮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話，你對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繼續潛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這一段時間，家門內的生活終于恢復了正常，他在家里看書寫文章，妻子在另一個房間里看書寫文章。動蕩過去后，周有光出版多部著作，除了他在文字學、文字史上的研究學術成果外，還將許多零碎材料寫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工作頗有外交味道

　　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采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 7098)。

　　在周有光曾經的敘述中，這段圍繞著“拼寫漢語國際標準”的故事也極具戲劇性。“1979年，領導上突然派我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ISO)。我說我不去，已經幾十年了，我跟外國完全隔斷了。還有我連衣服都沒有，破的。他說，衣服沒有關系，你趕快去做最好的，從襪子、皮鞋，到大衣，都重新做。我只好服從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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