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碎片化，思想的碎片化，這是影響我們城市建設最大問題。比如地下空間的開發就是各搞各的，有人防工程，有地鐵，還有市政管廊。”

談起多年治不好的“城市病”，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程泰寧有一肚子話要說。他認為，解決“城市病”確實很難，其中關鍵問題是，大家都從自己的角度去看問題，“一定要有一個部門來牽頭做這件事”。

5月27日，中國工程院重大咨詢研究項目《中國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在東南大學舉行項目結題評審。潘云鶴、程泰寧、王建國等15位院士為我國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

城市可持續發展不能“單打一”

2015年，聯合國正式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的是推動全球在15年內實現3個史無前例的目標，其中之一便是：建設包容、安全、有抵御災害能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

中國城市在30多年來的發展建設中，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建設歷程，短短幾十年中完成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城市發展歷程。但是，在粗放式高速發展的匆忙之中，由于缺乏科學有效的城市建設價值體系引導和城市相關學科的整體合作，一系列“城市病”問題也相繼出現并日益突出。

程泰寧認為，當前我國的城市建設已經進入從“粗放式”到“品質化”、從支持生產到促進消費，從增量發展到存量更新的轉型期。必須分析和總結國內外城市建設的問題與經驗，從建立科學與人文并重的、可持續發展價值的體系入手，提出中國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戰略選擇。

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王建國認為，“城市病”具有非常綜合復雜多元的多維度特點。所以，現在研究城市可持續發展，就要形成一個綜合性的整體方案，而不再是“單打一”的方式，不再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以城市規劃為例，程泰寧院士提出應實行三維立體規劃，就是空中的、地面的和地下的規劃立體可視，“這方面已經完全成熟，但關鍵是由哪個部門牽頭去做”。

二三線城市建設不能一味求大

當前，我國的城鎮化率仍然在快速提高過程中，許多二三線城市正大舉擴張，甚至有一些城市制定各種措施推進“搶人大戰”。對此，專家們也給出相應看法。

“對二三線城市擴張不要一刀切，有的還可以擴張，有的就要限制。比如一些發展比較滯后的城市，規劃建設的非常散，高鐵站和高鐵新城距離城市很遠，有二三十公里，美其名曰點狀城市。”程泰寧說道，城市發展不能一味求大。

王建國認為，其實小城市也有“城市病”，城市的規模跟“城市病”的多少不能畫等號。

“帶動一個地區的發展，不見得一定需要一個特大城市來帶動。比如粵港澳大灣區有好幾個特大城市，所以我個人認為，所謂一個城市帶動周邊發展的態勢正在淡化，特別是在進入5G高速移動互聯網的時代，城市的發展越來越扁平化，呈現出多中心、離散化的特征，今后上班不見得要使用地面交通，很多工作在家就能完成。”王建國說道。

專家們認為，現在是哪里有好風景，哪里就有新經濟。在過去，大城市集聚了最多的人才、資源和信息優勢，所以很多人必須要依托大城市發展，并且通過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再到鄉鎮農村形成一個金字塔似的體系層層傳遞。但是現在，金字塔體系正在坍塌，不再強調某一個城市的向心式積聚發展，更多的是強調一個區域的協同，這已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趨勢。

生態文明不能用金錢衡量

“城市病”具有平時累積潛伏，但在某種因素作用下即會一觸即發，乃至產生多米諾骨牌的連帶負面效應的特性，比如空氣和水體污染等生態問題。

“過去，我們把城市建設看成是人造建筑越來越多，財富積累越來越多，空間越來越集聚，城市的效率越來越高，用這樣的方式來衡量城市發展程度。”王建國院士認為，未來是生態文明的時代，一定要把人類自己的生存運轉和生態環境的支撐能力，甚至要把生物多樣性，作為一個等量齊觀的問題來考慮。

城市的建設發展，會不同程度的擾動自然界。但專家們也表示，并不能認為自然界原先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類也有對自然界改造、優化的一面，所以在城市建設中，要遵循正向的、自然的規律，去改造調試自然界與人類的關系。

王建國認為，自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都存在著經濟價值的唯一取向，“也就是說，所有的東西我們都會算出它的成本是多少，它的價錢是多少，但自然的東西是沒有辦法用價錢來衡量的，空氣和陽光，你說怎么用經濟來衡量它?”

“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說只有人類，還有其他的生物。所以說，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我們今天強調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這樣我們的城市建設才能夠可持續發展。”王建國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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