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濟南出租車司機的份兒錢目前每月普遍在4150元左右。按照濟南8500輛出租車計算，每年濟南的出租車份兒錢總額有4億多元。一邊是出租車司機埋怨干得多，拿得少，一邊是出租車公司抱怨利潤才只有7%，那么如此巨額的份兒錢到底去哪兒了？(1月12日《齊魯晚報》)

　　近日，合肥、南京等城市均發生了出租車停運事件，其誘因均與份兒錢有關。可見，份兒錢沒有明白賬，并非是濟南市的一種“特色”。事實上，份兒錢說不明白也明白，不明白的是出租車公司想設多少收費名目就設多少名目，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明白的是份兒錢成為出租車公司獲取利潤的重要手段，成為政府稅費的主要來源之一。

　　毋庸諱言，出租車企業實際上壟斷了從政府那里有償取得的運營權，有理由占有司機的勞動成果，追求利益最大化，從而導致份兒錢很高。相反，在油價不穩、車輛折舊加快、私家車增多、“黑車”搶活兒等不利條件下，出租車司機已不堪重負，而唯一的路徑就是期望份兒錢減負。由此，勞資雙方在份兒錢上形成了利益沖突，如果沒有一種外部的力量和機制進行平衡，因雙方所處的地位、掌握的資源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利益的天平必定朝資方傾斜。

　　因此，份兒錢不能成為一筆糊涂賬，應建立公開透明的調整機制、協商機制和反饋機制。換言之，若想份兒錢從根本上平衡企業與司機利益，化解勞資矛盾，需要建立一種雙方能夠有效對話、協調關系的溝通機制，即集體協商制度。對于人數較多、相對分散的司機而言，需要通過工會、特別是行業工會組織，就自己的經濟權益與企業管理者展開協商。然而，從現實情況看，各地出租車司機的行業工會或沒有建立，或徒有虛名，未能真正擔負起切實維護出租車司機基本權益的職責。

　　可見，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加強行業工會建設，讓出租車司機成為行業工會組織的主體，在份兒錢集體協商中，享有與企業對等的話語權，并與企業形成和諧共贏的勞資關系。同時，政府行業主管部門作為中立方，應充分發揮監督、協調作用，維護份兒錢集體協商的公正和公平。更重要的是，要把監管和協調工作做在平時，做在事前，避免淪為平時撒手不管，出了問題收拾爛攤子的尷尬角色。　　□張連洲(湖北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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