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監督權利與尊重和保護公民隱私不矛盾，公職人員依法享有隱私權與接受監督也不矛盾。類似事件背后折射的“監督焦慮”也應引起重視，亟須進一步厘清公職人員接受監督相關權利的界線，健全公職人員行使權力的監督約束機制。

備受關注的浙江臺州“民警偷拍上司通奸”事件有了新進展。昨天上午，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委宣傳部發布消息，黃巖區綜合行政執法局(城市管理局)黨委委員、副局長周祥輝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同日，臺州臨海市公安局發布通報，原民警池文因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當地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查中。(相關報道見A8版)

前段時間，“偷拍上司通奸”的浙江臺州民警池某被刑事拘留，被偷拍的池某的上司、時任黃巖公安分局副局長的周祥輝參與調查處理，被質疑為利用職務之便對池某進行打擊報復，此事引發輿論廣泛關注。從一般的認知角度看，被偷拍與舉報的上司作為利害沖突人，參與甚至主導對偷拍者的調查處理，的確有違基本的程序正義，因此很難排除“利用職務之便實施打擊報復”的嫌疑，此事也難怪引起了輿論的批評質疑。

不過，無論池某作為民警使用技術手段跟蹤偷拍其上司，還是以公民的身份跟蹤偷拍一名官員的行跡，也無論池某是為了發泄對其上司的不滿而“搞事”，還是為了反腐敗而需要掌握官員違紀違法的證據，單就其利用技術手段跟蹤并偷拍他人這一行為本身而言，首先就有明顯的違法嫌疑，從本質上講是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

盡管池某辯稱，他跟蹤、偷拍周祥輝是為了掌握其違紀違法的證據，其初衷是為了反腐敗，即便池某的辯稱屬實，但動機的正義不能掩飾手段違法的實質。我國法律規定，跟蹤、監控、偷拍等手段用于打擊違法犯罪，查詢特定對象的財產信息、行蹤信息等用于調查違紀違法，都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必須遵循法定的程序和可控的保密制度。這就意味著，除了公權機構根據管理職能需要享有法律賦予謹慎的隱私調查權力，任何公民以及未經授權的專業人員、特定人員等，都沒有權利對他人哪怕是違法違紀違德之人實施跟蹤、監控、偷拍，否則無論出于什么樣的目的，都可能構成違法，嚴重的甚至可能觸犯刑律，造成犯罪的實際后果。

對跟蹤、監控、偷拍公民隱私的行為，從法律規定和實際操作上進行十分嚴格的限制，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的隱私權等合法權利，扎牢共同而基本的制度樊籬。不能因為目的正義性(實際上，目的的正義性也需要進行嚴格的認定，不能僅由當事人自我認定)或者對象的特殊性(如對象為涉嫌違紀違法的官員)，私自跟蹤、偷拍行為就具有了豁免權，否則必將導致樊籬垮塌和隱私權保護失序失控。

在臺州“民警偷拍上司通奸”事件中，進一步調查發現，涉案民警池某跟蹤、監控的對象并不止于自己的上司、時任公安局副局長周祥輝，還包括其他10余名對象。由此可見，池某自稱“為了反腐敗”其實未必是其真實的動機，而且其跟蹤偷拍行為明顯突破了職務的限制，這類行為如果泛濫開來，必然導致視頻監控、住宿登記等公共管理信息的安全保護大門洞開。與這種潛在和實際的危害性相比，公眾即便能夠從此類跟蹤偷拍行為中生發出對懲治腐敗的某種期待，最終也必然是得不償失的。

進而言之，我國法律不僅對采集隱私信息作了十分嚴格的規定，還將以跟蹤、偷拍等違法手段獲得的證據定性為非法證據，明確要求排除適用，如婚姻訴訟中偷拍證據司法不予采信。這些規定對公務行為同樣適用(公務行為如果需要采集公民的隱私信息，使用技術手段需要經過合法授權，否則就是非法手段，所采集的隱私信息屬于無效證據)，更何況，涉案民警池某跟蹤偷拍并非是從事公務。

行使監督權利與尊重和保護公民隱私并不矛盾，守法是正確行使監督權利的基本前提，同時，公職人員依法享有隱私權與接受監督也不矛盾。當然，類似事件背后折射的“監督焦慮”也應引起重視，亟須從制度上進一步厘清公職人員接受監督相關權利的界線，健全公職人員行使權力的監督約束機制，讓制度監督更有公信，讓外部監督更加順暢透明。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