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對公民信息進行侵犯是所有信息侵犯中最為嚴重的,更為法律所不能容忍

據媒體報道,浙江省臺州市公安局黃巖分局原民警池文因對上司周祥輝不滿,偶然聽別人講起周祥輝的一則八卦,說周祥輝與一名女子有婚外情,覺得“機會來了”,開始調查有關證據。根據警方通報,池文先后從網上購買多套定位器和密拍設備,對10余人頻繁進行定位跟蹤和偷拍,并利用職務之便,非法獲取行蹤軌跡、住宿信息、車輛信息等公民個人信息1000余條。因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公安機關已對池文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公民個人信息指不為公眾廣泛掌握,公民不愿隨意公布、涉及隱私的個體信息。個人信息涉及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與諸多權益,在一個社會中,若是公民信息能夠輕易為人所獲悉,就容易滋生暴力、詐騙等犯罪,更將使得整個社會陷入惶惶不安之中。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公民信息的保護力度與治理水平。公民信息安全不僅是社會所需提供的最低公共產品,而且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一環。

近年來,我國逐步加大了對公民信息的保護力度。這首先表現在刑事責任上,2009年2月28日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對侵犯公民信息犯罪的規定較為狹隘,所針對的信息僅僅限定為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所獲得的信息。而2015年11月1日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對公民信息作出了全面保護,取消了對公民信息外延上的限制。

與此同時,社會各界也在公民信息日常保護、預防泄露等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如在法律上特別強調了信息搜集、保有主體的保密、防泄露義務;再如,快遞業普遍采取了“隱私面單”對消費者的信息進行技術處理,消費者的信息不再顯示在快遞面單上或是進行打碼式顯示。可以說,在當下,對公民個人信息實施全面、嚴格的保護,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更是法律應有之義。

任何非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不管其初衷、動機如何,都須受到法律嚴懲,都將受到民事、行政、刑事三種維度的追責,若是情節嚴重,則將觸及刑律。根據警方的通報,池文所實施的侵犯公民信息行為不可謂不惡劣。首先,其使用了法律所不允許的定位器和密拍設備,這種手段本身就具備非法性,已經涉嫌“非法使用竊聽專用器材罪”。其次,其涉嫌對10余人頻繁進行定位跟蹤和偷拍,獲取了1000余條行蹤軌跡、住宿信息、車輛信息等公民信息。可見,無論從被跟蹤、偷拍人數,還是從獲取信息數量上,都具備情節的嚴重性。

尤須指出,在此過程中,池文還利用了職務之便。法治社會中,堅守行業的特定職業操守有著崇高價值,正如辯護律師不能將嫌疑人犯罪事實提供給追訴機關,醫生不能將傳染病人病情大肆宣揚,更毋庸說,掌握公權力、依職權保有公民信息的公職人員。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對公民信息進行侵犯是所有信息侵犯中最為嚴重的,更為法律所不能容忍。

池文最終是否要承擔法律責任、須承擔何種法律責任,還有待司法程序的進一步推進與認定。而無論此案結果如何,我們都必須意識到,再正義的目的都須通過合法手段去實現。如果允許公職人員為了所謂正義目的非法使用所掌握的信息,就可能假正義之名甚至利用職權侵犯群眾的各項權利。特殊行業的職業倫理、依法執法的法定預設終將消失殆盡。如果允許普通公民為實現所謂正義目的非法獲取他人信息,那么全社會的個人信息安全體系也將岌岌可危。因此,對侵犯公民信息行為必須零容忍。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