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革命先驅《李大釗親筆供詞》珍貴手稿被發現，稿中體現出李大釗堅定的理想信仰、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其中不少細節還是首次披露，為學界提供了新的實物史料依據。該原作手稿是最新發現的李大釗的一篇自述供詞。我們通過閱讀發現，李大釗在這篇《親筆供詞》中字斟句酌，煞費苦心與敵人周旋，以保護革命組織力量，字里行間盡顯堅定初心。

據悉，今年4月28日，是革命先驅李大釗逝世95周年紀念日。人們通過各種方式緬懷、紀念這位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他為人民幸福不懈奮斗的精神和英勇事跡被人們所稱頌。李大釗1889年出生于河北樂亭縣。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1913年畢業后東渡日本學習。1916年回國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1918年與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積極領導了五四運動。他曾在北大任教，擔任了圖書館主任和經濟、歷史教授等，參與編輯《新青年》，以學者身份開啟了中國現代革命的歷程。李大釗不僅學識淵博、又是一位勇于開拓的著名學者，讀者可以從他的手稿中看到他偉岸的身影。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不幸被捕入獄，之后便受到敵人的審訊親筆寫下供詞。但李大釗始終堅貞不屈意志堅定，在書寫“供詞”時沒有泄露半點組織機密。他回顧了自己革命的一生，在獄中寫下自述，自豪地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厲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在最后寫道：“倘以此而應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可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在生死關頭，李大釗臨危不懼，為了掩護一同被捕的青年同志，他用自己一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數人的生命。這種偉大而崇高的人格精神，深受世人敬仰!

根據記載，李大釗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在獄中一共寫了三稿，初稿較為簡略，第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補充，三個稿子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現在，我們所見的《獄中自述》是他的第三稿子，前面的第一稿和第二稿沒被發現。而這次發現的《李大釗親筆供詞》手稿正是其第二個親筆稿子，“二稿”的罕見面世受到學界和藏界的廣泛關注。

《李大釗親筆供詞》原稿，又名為《自述稿本》，簡稱“二稿”，是李大釗在獄中第二次書寫的親筆供詞，紀年明確，寫于1927年4月8日。通篇鋼筆書寫，構思縝密、自然流暢，是《獄中自述》的前稿本(底本)。與最終定稿的第三稿子《獄中自述》內文大致相同，反映出李大釗堅貞不屈的革命精神。該信箋稿紙，縱26.9厘米，橫19.3厘米，一通7頁，共計 2628字。據史料記載，李大釗曾三易其稿，初稿較為簡略，當為草稿(至今尚未發現)，此稿則為“第二個稿子”的原件，極為珍貴。這篇珍貴的革命文獻，是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的歷史見證，是無產階級的正氣歌。

根據1927年4月8日的《世界日報》上記載：“李(李大釗)著灰棉袍，青布馬褂，滿臉髭須，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稱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則謂概不知曉云云。” 被問到后來，他干脆說：“因預審中供詞，由書記記錄，多與彼原意不甚相符。”正因為那些記錄不符原意，所以李大釗當天自撰“供詞”，也有了后來被廣為傳誦的《獄中自述》。從“二稿”中可以看到，李大釗書寫時從容淡定，沒有絲毫的慌亂與猶疑，字跡雄渾豪放，洋溢著赤誠的救國理想，看罷令人心生敬畏!

這部鋼筆手稿既是“二稿”，又是在初稿基礎上大加修改的改定稿，頗具研究收藏價值。手稿從頭至尾，幾乎每一行都有修改，或涂改，或刪棄，或增補，包括大段的增補調整。從“三稿”中可以印證，這些內容都經過李大釗反復斟酌修改而成。因此，這部首次發現又幾經涂改的原創手稿，肯定是珍貴的。

這件《李大釗親筆供詞》文稿，標題為“某親筆供詞”和首句出現的“具供狀人某人”的書寫手法，符合清末民初傳統的文體寫作格式，體現出李大釗博學多才的文化修養。李大釗在“供詞”中也提到，他自幼在私塾讀過四書經史，16歲應科舉考試。可見，勤奮的李大釗在年輕時飽讀詩書，積累了深厚的國學文化。

圖中所見，由于時間久遠等因素，稿紙上均沾有回形針的銹漬斑，加上是用鋼筆書寫的原稿，其自然氣韻、斑點及涂改的痕跡表露無遺。這篇“二稿”除了有增刪文字之外，句中還出現一些括號里加問號的代號，反映出李大釗在書寫過程中還想再補充一些什么…，而這些補充在“第三稿子”上也可以找到。最難得的是，這件歷經百年的珍貴手稿雖已陳舊，但并無破損，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業內人士表示，《李大釗親筆供詞》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也是國內珍稀的史料原稿。

據藏家介紹，其早年在古玩市場書攤購入一些舊報雜志刊物，無意間發現里面夾雜著剪報和這件李大釗手跡，而這些舊報紙大都報道李大釗同志的生平事跡，于是悉心保存下來，將來可作紅色文化宣傳教育展覽活動。

同時發現的剪報，分別有1957年《人民日報》刊登陳毅元帥紀念李大釗同志的詩歌和文章;1962年刊載《崇高的品質，樸實的作風》撰寫李大釗高風亮節的新聞;1979年刊載《李大釗同志詩選》和葉劍英元帥錄李大釗詩句手跡。以及《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媒體早年對李大釗英勇事跡的相關報道，其中一頁卡紙貼有刊出的李大釗真跡詩稿等等。

歷經九十多年的風雨滄桑，《李大釗親筆供詞》手稿得以發現幸存于世是十分珍貴的，不僅使讀者能夠欣賞難得一見的李大釗鋼筆書法，對李大釗手稿的研究更是零的突破，對整個李大釗史學研究也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眾所周知，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去年，李大釗生前唯一視頻影像資料被發現之后，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也受到史學界的高度關注。

近一個世紀以來，民間罕有發現李大釗鋼筆類信稿。直到2010年11月，《李大釗致吳弱男信札》首次露面被公開拍賣，也是一通七頁，鋼筆書寫，署名“守常敬白”。是已知的李大釗第二件鋼筆書信(另一件是1919年6月15日致吉野作造的信)，大約寫于1923年，其中談及繪畫、文學流派等等，現發現的《親筆供詞》是李大釗第三件鋼筆信稿手跡，更為罕見!人們通過這些文稿，可以了解李大釗鮮為人知的一面。

那么，新發現的第二稿子《李大釗親筆供詞》與第三稿子《獄中自述》在內容和形式上有什么變化?經核對，大都以文字修飾和補充為主。例如：應科舉試府試中，把“府試中”改為“試未竟”;釗感于國勢之陵夷，把“陵夷”改為“危迫”;而“學費所需，皆賴內人李趙氏辛苦艱難”這一句，精簡修改為“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商議外交政策，把“商議”改為“討論”;“有一次中山先生與我等暢談此問題”更改為“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接著的“又翌年一月”改為“又一年一月”;“釗曾出席”䃼充為“釗曾被孫先生指派而出席”;把“內分宣傳，組織、工、農、商、青年、婦女、海外等部”這一句，修改補充為“內分組織，宣傳、工人、農民、商人、青年、婦女、海外等部”;提到寄居者名冊寄存時，“釗當即應允”改為“釗均徑自允許”;寫到國民政府與蘇俄之外交關系，“皆在粵中辦理”一句，修改為“皆歸外交部與駐粵蘇俄代表在廣州辦理”，補充較為詳細…此外，一些詞句段落位置也有過調整和修改等。

另外還發現，“二稿”原文寫有“北京執行部開張翠花胡同”一句，在“三稿”中并沒有出現過，已被刪去…(注：當時的“翠花胡同”是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據不完全統計，“三稿”在“二稿”的基礎上，李大釗就修改了200多處，這也證實了“三稿”只作修改而內容基本一致，與史料記載吻合。如不算標點符號，此次發現的“二稿”原文共2612字，而“三稿”全文為2816字。從字數上來說，兩者區別不大，卻發現“三稿”的字句修飾較多。如今，歷經百年的“二稿”箋紙已經泛黃陳舊、字跡變淡，但閱讀起來從頭到尾剛正不阿、正氣凜然，令人肅然起敬。

學者黃錦祥分析，“二稿”中的一些個人生活細節，只有作者自己才能記敘下來，別人是無從知曉的。這些不為人知的歷史在“二稿”中有了新發現，填補了李大釗史料上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整篇手稿有明確的書寫日期(四月八日)和其本人簽名，即是李大釗被捕后的第二天所寫，也是他第二次書寫的供詞。其次，稿中局部字跡及簽名已日久褪色，充分體現出稿子本身的原始面貌。更重要一點是，“二稿”的重大發現，證實其“三易其稿”的記載。也見證了這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崇高革命氣節和無產階級的寬廣胸襟!

上圖為“二稿”和“三稿”內容變動對比，李大釗把國勢“陵夷”之句，修改為國勢之“危迫”，表達了他“救國救民”的迫切感和責任心十分強烈。另外，李大釗投考時的情況…如“二、三同學乘暑假之便，趕天津投考學校”和招考學校“一系北洋軍醫學校;一系長蘆銀行專修所;一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這些詳盡的細節和經歷也只有李大釗本人才知道，卻在“三稿”中省略了前兩所學校，只提到報考的“法政專校”等等，都是從二稿“供詞”中簡要修改過來的。

后段的修改更為精簡，李大釗表明心志堅守信仰，顯露出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雖然最新發現的“二稿”與第三稿子《獄中自述》(定稿)在內容上略有不同，但在李大釗書寫二稿時，已表露出“堅定的信仰和偉大的抱負”，這一份堅定的信念在第三稿子里始終沒有改變。時至今日，稿中濃濃的家國情懷依舊穿越百年時光，讓讀者震撼不已!

在這件供詞的最后，他還掛念著艱苦搜集回來的破舊書籍，特別寫道：“釗夙研歷史學，平生蒐集書籍，破不在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短短數語，體現了李大釗的博大胸懷，雖身陷囹圄，但仍然關心著祖國文化事業的發展。

95年來，李大釗的名字閃耀在神州大地，被無數人所懷念……李大釗這件罕見而珍貴的手跡供詞，歷經近一個世紀幸存下來，殊為不易。

(新媒體責編：pl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