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寧波市海曙區望春街道信誼社區“老漂族”俱樂部開展活動。

5月9日，北京朝陽區某中心小學門口。下午4時20分，放學時間到了。兩位老人跟隨人群進入學校大門接孩子。幾分鐘后，奶奶背著書包，爺爺拉著孫子的手走出校門。來到一輛套著灰帆布的三輪車邊，爺爺騎車，孫子坐后座，由于位置太小，奶奶沒有跟隨上車，而是用東北口音招呼老伴：“趕緊走，音樂課別遲了”，看來爺孫倆還要趕個場子。孩子奶奶告訴記者，他們來北京照看孫子已經4年了。校門口，熙熙攘攘的接孩大軍中，操著各種口音的老人占了多數，銀發垂髫相伴回家成了普遍場景。

在中國，像上面這兩位東北老人一樣的隨遷老人還有很多。本該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們，為了幫助子女照顧晚輩、操持家務而漂泊異鄉，媒體將他們稱為“老漂族”。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現有隨遷老人近1800萬，占全國2.47億流動人口的7.2%，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那么，他們在異鄉過得好嗎?他們對中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有什么新要求?記者為此進行了相關調查。

天倫之樂與社區“隱形人”

貴州貴陽，一座發展速度驚人的中國西南新興城市。陳阿姨是這個城市里醒得較早的一批人。每天早上5時，64歲的陳阿姨就起床了。簡單洗漱后，她迅速前往附近菜場買菜;半小時后，開始準備早餐。她需要記清楚，孫子不喜歡吃面條，兒媳不愛吃香菜。7時30分前，她必須把孫子送到幼兒園，11時接回家吃飯，下午2時送回幼兒園，兩小時后再接回來。上午，陳阿姨要準備孫子的午餐，傍晚還要準備全家人的晚餐。這是孫子上幼兒園期間陳阿姨每天的固定日程。

3年前，從貴州省興義市一所小學教師位置退休后，陳阿姨來到貴陽幫著兒子照看孫子。看著孫子一天天長大，和家人享受天倫之樂，陳阿姨“累并快樂著”。

在北京市朝陽區南太平莊社區居住的馬阿姨最近心情則很差，屢次想帶著孫女回東北農村老家，卻說不出口。2年前，她來到北京幫兒子一家照顧孫女。由于不會說普通話、不識字，在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兒子、兒媳;能稱得上點頭之交的鄰居只有一個;平均每月在社區遛彎的次數只有一次……這個社區10多棟住宅樓里塞滿了幾千人，但對馬阿姨來說，都是陌生人。只有面對8個月大的孫女時，她才感覺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孩子們回來后，馬阿姨常常感到很失落，“他們回來后，要么看電視、玩手機、逗孩子，要么還要忙工作。我理解，他們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說話很正常。”

在北京市朝陽區、豐臺區等地走訪調查期間，記者發現，缺少朋友、想家、孤獨、不適應，成為很多隨遷老人的共同特征。由于沒有本地戶口，醫保報銷困難，一些“老漂族”甚至不愿意去醫院看病。《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2017)》指出，由于語言和生活習慣的差異，加上親朋舊友遠離等原因，隨遷老人與遷入地生活產生隔閡，甚至鮮少出戶，成為社區中的“隱形人”。

“‘老漂族’正處在‘半城市化’過程中。”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對記者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處在流動、分離和聚合的巨大變動中，隨著遷徙人口的定居化和家庭化，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作為“從屬人口”也卷入遷徙人口的大潮中。城市“老漂族”不斷壯大是中國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果，也帶有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區隔的特點——人戶分離，同時反映出中國家庭養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現實性。

隨遷老人在河南鄭州市鄭東新區體育公園便民服務中心跳舞。新華社記者 馮大鵬攝

“連根拔起”與“融入難”

3年前，北京城市學院公共管理學部副教授、中級社會工作師苗艷梅，帶著學生在北京市昌平區C社區開展隨遷老人社會融合服務研究。調查發現，這些隨遷老人均來自外省市，其中農村、鄉鎮占了一半，照顧晚輩的占70%。他們對北京的好印象主要集中在能夠家庭團聚、交通方便和“首都光環”，不適應主要集中在環境氣候、語言交流、風俗習慣、人際交往等方面。

在苗艷梅看來，社會交往缺失是很多“老漂族”思鄉的重要原因，“有個老人跟我們吐槽，這邊家家戶戶門都關著，誰也不理誰，哪像我們在老家，住的都是自己建的房子，鄰居之間經常互相串門。”

列夫·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十分適合用于形容“老漂族”的生活狀態。老人們與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資源，共同應對養老和育幼的雙重挑戰;另一方面，當一個隨遷老人面臨被“連根拔起”的新生活時，家庭成員間的摩擦和沖突很可能加劇。

在和苗艷梅的研究小組認識之前，63歲的韓阿姨對兒媳的生活習慣忍無可忍。從湖北來到北京幫忙帶孫女后，平時很注意節儉的韓阿姨對兒媳的買買買很看不慣。偶爾和兒子說幾句，兒子還勸老人不要過問年輕人的生活習慣。她平時做家務、帶孩子本來就很累，心里的委屈無處訴說，老伴又不在身邊，也沒有認識的朋友，從不參與社區活動，重壓之下她就一直想帶孫女回湖北。

“有的老人甚至將在北京給兒女帶孩子當作‘有期徒刑’，‘刑滿’(孩子上學)就能回家了。”苗艷梅說。

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出現社交行為阻礙和融入困難，很多“老漂族”可能產生精神抑郁等心理疾病。有數據顯示，在老年群體患抑郁癥的人群中，尤以隨遷老人居多。

在苗艷梅接觸的C社區隨遷老人中，一個從河北唐山來幫忙帶孩子的老人就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問題。她唯一的女兒因為孩子上學搬到學區房后，留下老人獨自在C社區生活;后來在老家的老伴去世，更讓老人覺得自己是一個累贅。苗艷梅說，老人覺得自己被女兒拋棄了，又回不去老家，成了多余人。

“對‘老漂族’來說，離開家鄉的最大風險是與包括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社會交往與熟人熟地等社會支持系統脫離，導致養老風險被無形放大。”穆光宗表示，到了老年期，老年人會固守自己的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執著于“熟人圈子”，抗拒“陌生人圈子”，由此產生的壓力感、隔閡感和邊緣感等不良心理感受，會影響他們對老年生活質量的評價。

5月10日，北京市朝陽區某小學放學后，2名隨遷老人騎著三輪車接孩子。本報記者 彭訓文攝

讓“老漂族”真正快樂起來

如何讓“老漂族”們快樂起來?這是苗艷梅在研究中想得最多、做得最多的事。

為了讓“老漂族”之間、他們與本地老人之間熟絡起來，苗艷梅聯系當地社會工作站，組建了“你來我往，快樂分享”文化融合小組、隨居而安——隨遷老人社會支持小組及促進隨遷老人融入社區生活等相關活動。從最基礎的相互認識，到在養生講座、法律講座上踴躍答問，再到積極參加社區組織的歌詠比賽、志愿巡邏，和本地老人結伴買菜，很多隨遷老人通過參加小組活動，有了參與社區活動、服務社區的熱情，對融入城市也更有信心了。

經過苗艷梅研究小組的心理輔導，以前看不慣兒媳婦買買買的韓阿姨如今能夠體諒子女的生活方式，兒子、兒媳也注意考慮老人感受。苗艷梅還鼓勵韓阿姨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如今，韓阿姨走在社區里隨處可以碰到熟人，見面都打招呼，“感覺心情開朗多了，生活比之前有意思”。

“我心安處是故鄉。”苗艷梅說，對于隨遷老人來說，最怕的是心不安、在他鄉的感覺。所以，培養社區歸屬感很重要，一方面可以讓他們住得安心、開心;另一方面，很多老人將來可能留下來養老，越早融入問題越少。

專家表示，漂泊的老年一族要做到老有所安，既要內安其心又要外安其身，這需要家庭支持和社會支持，前者強調孝親敬老的代際反哺，后者重在破除醫養分離的制度藩籬。

“隨遷老人要努力讓自己快樂起來。”《快樂老年》一書作者袁志發對記者表示，從隨遷老人自身來說，要學會5種快樂：一是學會享受天倫之樂，因為與兒孫團聚，本身也是一種快樂。二是學會交友之樂，要在社區多交友，通過談天說地、傾訴心中不快來減少煩惱。三是學會運動之樂，可以根據自身身體條件，適當做些運動。四是學會學習之樂，學習能增長知識，提升境界。境界高了，萬事想得開，快樂自然就多了。五是學會享受興趣之樂，要學會培養書法、繪畫、唱歌、跳舞等興趣，“做出一道好菜，也是一種快樂”。

從兒女來說，要對隨遷老人有足夠關愛。“你如何關愛孩子，就應該如何關愛父母。”袁志發說，兒女要對隨遷老人多一些包容、忍讓、陪伴、理解。多擠出一些時間，和父母多談心;多帶著孩子和老人外出逛逛。“在放長假時，要帶著父母回老家看看，這時候老人一定會有一種特別的快樂。”

此外，為幫助“老漂族”融入城市，政府和社會各方面也要不斷努力。在北京市房山區，由該區社工聯合會開展的集體做美食、集體生日會、歌唱比賽等隨遷老人社區融合項目，讓500多名隨遷老人在社區找到“家”的感覺。一些養老機構也加入其中。例如，大美楓林公司開展的“壯心苑”項目，正嘗試配合社區建立隨遷老人服務站，通過開展書法、繪畫、歌舞等文化活動，讓他們真正快樂起來。

苗艷梅建議，除了政府購買服務，政府還要做好非獨生子女的外地戶籍隨遷老人與遷入地城市社會福利、醫保報銷等方面的制度銜接。同時要立足未來，健全社區養老照護體系，如設立社區日間照料中心，以緩解隨遷老人可能面臨的生活難題。

“構建起異地養老的社會支持體系十分緊迫。”穆光宗說，對隨遷老人來說，異地養老帶來的不確定性、不適應性的風險很大，要妥善協調處理好戶口登記制度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分合機制，該分時分，該合時合，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讓“老漂族”將“他鄉作故鄉”。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