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新路派出所戶籍民警在戶籍新政宣傳活動上現場受理落戶需求。

新華社記者 李一博攝

引得來用得好程

碩作(新華社發)

只要憑借身份證和學位證在手機APP上辦理，就能夠在半個小時左右落戶西安。而且學歷要求降低，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中等職業學校(含技校)畢業，或具備國民教育同等學歷的人員及留學回國人員均可。西安市近期出臺的一項政策成為全國各地“人才爭奪戰”的冰山一角。

2018年的畢業季又來臨。據教育部統計，2018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預計820萬人，再創歷史新高。但西安、南京、武漢等20多個城市卻接連出臺一系列人才引進政策，送房、送錢、送戶口，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讓昨天還發愁“畢業即失業”的高校畢業生們，仿佛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各個城市不夠分的“唐僧肉”。這場“人才爭奪戰”為何會發生?在爭奪人才的背后，這些城市有著怎樣的焦慮?當"硝煙散盡"之后，我們還有哪些可以反思之處?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

搶人才還是搶人口

據西安晚報報道，2月4日上午，西安市186個有戶籍業務的派出所共500余名戶籍管理民警集體誓師，堅決打贏為期三年的“人才、人口爭奪攻堅戰”。

“人口”二字，恰好將這場“人才爭奪戰”劃分出兩個戰場：第一戰場是純粹的“人才爭奪戰”，以北京、上海為主，其人才引進政策有著較高的學歷薪資條件，以及精確的行業領域劃分;第二戰場則是“人才、人口爭奪戰”，參戰的主力是西安、武漢、南京等其他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其人才引進政策門檻大大低于北京上海，甚至許多地區對大學生實行零門檻落戶。

為什么這些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城市還需要爭奪人口呢?恐怕是因為壓力真的來了。

以西安為例。2016年2月5日，西安市對《西安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0年)》作了修改。根據修改后的目標，2020年西安市域人口規模要達到1070.78萬人，其中戶籍人口870.57萬人。但在2015年末，西安市的常住人口僅為870.56萬人，距離目標還有200萬的差距。

這也就意味著，從2016年開始，西安市要以平均每年40萬人的增速增長，才有可能達標。而現實情況是，從2011年到2015年，西安市在過去5年中人口一共才增長了不到20萬人，平均每年不到4萬人。

每年4萬的增長，顯然無法匹配40萬的壯志雄心。

數據顯示，2016年末，西安常住人口達到883.21萬，人口比去年同期增長13萬。至2017年末，西安市常住人口已達953.44萬(記者按：盡管統計資料中未直接列出，但可由人均生產總值計算得知)，人口增長70多萬。但這70多萬中要刨去2017年由西安托管的西咸新區咸陽片區的60多萬人口，故西安2017年人口的增長應在10萬左右。顯然，即便年均增長10多萬，距離千萬人口的目標也依舊任重道遠。

而在“人才、人口爭奪攻堅戰”的號召下，今年前3個月共有23.1萬人落戶西安，接近2017年全年落戶西安的總和。

只有照這個增速下去，加上西咸新區咸陽片區的60多萬人口，西安作為最新獲批的國家中心城市，實現其2020年人口規劃目標才有扎實的基礎。

無獨有偶。作為中國大學生最多的城市，武漢卻一直苦于留不住人才。據《武漢市統計年鑒》顯示，2015、2016年武漢市人口凈遷移率分別為-1.78‰和-0.29‰。人口凈遷移率為負，則意味著武漢地區的遷出人口大于遷入人口，也就說明武漢人口吸引力較弱。

窮則變，變則通。武漢在2017年就推出“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百萬校友資智回漢”計劃，打響了“人才爭奪戰”的第一槍。而2017年武漢市的人口凈遷移率也一舉“扭虧為盈”，達到了19.78‰。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為了“達標”而展開“人才爭奪戰”顯然僅是表面現象，那么，什么才是各地展開“人才爭奪戰”背后更為深刻的發展焦慮?

人口紅利消減讓壓力顯現

1月19日，在積極進行“人才爭奪戰”的同時，南京市也發布了《南京市“十三五”人口發展規劃》。其中，南京市政府明確指出，未來南京面臨的挑戰首先就是“人口結構壓力增加”與“人力資本面臨結構性短缺”。

文件稱，南京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緩慢下降，但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卻雙雙攀升，人口撫養負擔日益加重，傳統的人口紅利已在逐漸消減。同時，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來勞動力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勞動年齡人口結構老化、勞動參與率降低，勞動用工成本也在持續攀升。

面對問題，文件給出的解決方案之一，就是積極推進以“寧聚計劃”為代表的人才吸引工作，加大外來人口引入速度，不斷增強對外地人才的虹吸效應。通過人口集聚與資源集聚提升公共資源利用效率，促使勞動生產率提高與市場交易成本降低。

那么，到底“人才爭奪戰”發生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它會與中國的人口紅利消減與經濟動能轉換有關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林寶認為，“人才爭奪戰”與人口形勢的變化關系密切。林寶指出，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從2012年開始下滑后，人口紅利就開始了下降，從去年到今年則可能正是經濟活動人口開始下降的拐點。而這次“人才爭奪戰”的發生說明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已經開始向二線城市、新一線城市甚至是一線城市傳導。

“有研究認為，‘人口紅利’是中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而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減速則與‘人口紅利’的衰減密切相關。當‘人口紅利’衰減時，勞動力供給形勢發生變化，勞動力成本會顯著上升，從而影響經濟競爭力;養老、醫療負擔加大也會影響積累和投資等，從而影響經濟發展。”林寶說。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表示，中共十九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了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鎮化政策對于放寬落戶條件也已經提出了清晰的要求，如發改委3月13日下發的《關于實施2018年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通知》中，就明確“鼓勵對高校和職業院校畢業生、留學歸國人員及技術工人實行零門檻落戶”。

在李鐵看來，各城市推進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學習中共十九大報告精神、響應中央政策要求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部分城市放寬戶籍管理，也確實存在著一定的經濟動機。“吸引產業投資，人力資源儲備是關鍵。一些城市放寬落戶條件實際上看準了人力資源儲備對增加投資的吸入效應。同時，地方財政壓力加大，土地財政遇到了房地產庫存的瓶頸，一些城市試圖通過降低落戶門檻來增加購房人群，應該也是潛在因素之一。”李鐵說。

人才的引進將提高當地人力資本，改善人口結構，總體上有利于推動當地經濟增長。“如果一些引進人才帶來了新技術、新產業，甚至會較快發生作用。對財政收支的影響則需要分短期和長期來看，從短期看，由于大量人才引進，需要兌現對人才的承諾和改善公共服務，因此會加大財政支出;但從長期看，由于人才會帶來就業、消費和稅收，擴大經濟總量，最終會改善財政收入。”林寶解釋道。

對于人才引進能夠對房地產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林寶也表示了贊同，“引進人才將擴大房地產需求，對房地產市場會有提振作用。而且人才的加入將壯大繳費人群，改善社保基金收支狀況。”

人才要搶也要留

搶人才不是目的，讓人才為城市發展發揮作用才應該是城市搶人才的初心。但是讓人才真正留得下，并不是僅僅有大幅度的吸引政策就可以解決的，還要考慮能不能用好人才同時為他們解決后顧之憂。

在多數媒體歡呼人才春天已來的同時，輿論場中也出現了一部分質疑的聲音。這些聲音站在清潔工和普通打工者的立場上，認為各地以學歷為門檻的落戶、住房優惠政策，某種程度上是對城市其他低學歷群體的“歧視”。

而城市的公共服務能力又恰恰與這些人口相關，所以在引進人才的同時，需要考慮的是城市低學歷群體的就業、落戶等相關工作。

“如果我們僅僅把人才定位于學歷技術，而忽視了城市各方面的實際需求，往往會導致引進的人和崗位的脫節，反而不會給城市帶來活力。”李鐵對本報記者說。隨著越來越多高學歷人口的進入，也會需要更多的從事簡單勞動的人口提供互補性服務，這是城市發展的規律。

以近期大城市中廣受詬病的幼兒教育為例，李鐵解釋了我國城市服務業發展速度很快但質量不高的原因。“原因就在于參與服務的人口，沒有通過市民化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務。”李鐵解釋說，“如果他們在城市的服務業就業中沒有長期預期，只有臨時就業心理，就必然不會在提高服務質量上進行投入，從而導致服務品質下降，甚至產生極端的短視行為。”

因此各地在接下來的實踐探索中，應當把人才定義得更為廣泛一些。“能否率先給已經長期在城鎮實現穩定就業和定居的外來人口辦理落戶手續，而不要任何附加的學歷和技術條件?他們能夠在城市長期居住，甚至通過各項就業給城市提供服務。他們自身雖然不一定有大學以上學歷，但是他們應該是城市最具有活力的人才，而且他們的下一代應該都具有一定的學歷，能夠成為城市創新的繼承者。”李鐵如是說。

人才不能盡其用，是“人才爭奪戰”中存在的風險，該如何趨利避害?

“人才競爭也可能導致全方位的‘孔雀東南飛’，造成中西部、中小城市的人才流失，加劇人才不平衡的局面。還有可能出現盲目攀比，為搶而搶，重‘搶’不重‘用’的情況，造成人才和各類資源的浪費。”林寶說。

要避免上述不利局面的出現，林寶認為，一方面要對大城市的人才競爭行為有所引導，要其有所為有所不為;另一方面要加大對中西部和基層人才的培養力度，建立相關機制鼓勵東部和大城市人才反向流動。

李鐵認為，應該根據城市發展的各種行業需求來確定人才引進標準。制定城市政策，要考慮到城市的需求，也要考慮到城市的服務質量。同時要尊重市場規律，重點是進一步放寬條件，尊重市場的選擇，尊重產業投資者的選擇。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