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時節，從八達嶺長城腳下驅車往東，沿盤山公路行駛半個多小時，北京延慶區大榆樹鎮小張家口村到了。31歲的閆永杰帶著記者，沿村西南一條黃土路上山，穿過荊棘叢生的雜林子，向上攀爬20多分鐘，半山腰一大片草甸豁然開朗。

撥開一人多高茂盛的雜草，一座新立的墓碑靜靜佇立在靜謐的山野間，碑身上刻有“革命烈士紀念碑”幾個燙金大字。碑后是緊挨著的6座土墳。

閆永杰在碑前蹲下身，清理著周邊的雜草：“這里安葬著王茂祥、王占明、高自斌等6位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新中國成立后犧牲的烈士，都是我通過走訪村里老人，多方核實，才最終確認的。”

讓他感到遺憾的是，6位烈士中僅3人確認了姓名、身份及犧牲情況，其他人則成為無名烈士。2016年，延慶區民政局將此處確立為烈士集中安葬點，并在此立碑，以紀念烈士英魂。

延慶地處北京市西北部，是曾經的平北抗日根據地一部分，在這里犧牲的烈士眾多。尋找烈士、為烈士“安家”是閆永杰4年來的一項重要工作。2014年，這個性格靦腆、個頭不高的小伙子，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延慶，成為區民政局優撫安置科一名工作人員，負責烈士紀念設施維護等相關工作。

閆永杰介紹，每逢清明節和烈士紀念日前，都會接到一些烈士家屬打來的求助電話，希望能幫助尋找烈士遺骨并建立祭奠場所，從那時他就開始了尋找烈士、給無名烈士“安家”的工作。

2016年起，延慶區民政局集中對全區零散烈士墓進行搶救性保護，在全區發布公告廣泛征集烈士墓線索。僅兩個月，就從社會各界收集了172條烈士墓地線索。為了逐一核實，閆永杰翻山越嶺，跑了全區8個鄉鎮，走訪一個個村莊，跟年長的人打聽，在山野莽原間找尋墓地，并查閱《延慶區烈士英名錄》和當地碑文進行比對甄別。

“天一亮就鉆進山里，天黑了還在山頭上轉悠。”閆永杰說，經多方比對、實地走訪，有19條線索具有可操作性，最終經他核實確認的散葬烈士墓有36座，核對過的烈士名字上千人。

“遷下來的必須保證是烈士，核實一定要準。”但要找對散葬的烈士墓，難度不小。許多無名烈士的遺骸都散落、隱藏在溝壑山間。當年由于怕被敵人發現，很多烈士都是由村民偷偷下葬，連個像樣的墓碑都沒有，只能拿石頭、木牌等做記號。多年風雨侵襲，有的墓地被發現時，就剩下一個小土包。

最難的一次，是在永寧鎮營城村尋找烈士劉文付的墓地。

老人們回憶，抗戰期間，劉文付在村里工作，大伙兒都叫他“劉科員”。1945年至1946年間，他被敵人殘忍殺害，頭顱掛于永寧城門口。村民偷偷地將他的尸身埋在了村里，掩埋時，特地用面捏了一個頭顱，與遺體一起下葬。

“當時我們翻了幾座山，因為地形變化大，村里的向導都找不到，周圍四面環山，全是松樹林，大家來回轉，后來在一個饅頭型的大土坡上休息，才發現烈士的埋葬點。”閆永杰說。

2016年清明節前，劉文付的遺骨被移葬到了八達嶺烈士陵園，當時挖掘的烈士遺骸果真沒有頭骨。如今，在這座陵園里，劉文付和其他581名烈士陪伴長眠。

長城腳下的八達嶺烈士陵園，松濤陣陣，一排排烈士墓碑莊嚴肅穆。閆永杰擦拭著劉文付的墓石介紹，“陵園里580多名烈士，有名字的只有181人，大多都是無名烈士，我們仍然給他們立了墓石，讓后人能來祭奠。”

在公墓的最高處，矗立著一面長6米、高3米的“延慶烈士英名錄”紀念墻。延慶區有記載的2165名烈士名字被整齊地鐫刻在上面，其中不乏“孫三丫頭”“高小四子”“閻三丫頭”這樣的小名兒。不少名字都經過閆永杰一遍遍地反復核對。用他的話來說，“少了或弄錯一位烈士的名字，就是我們的失職。”

“這些烈士有延慶籍的，也有犧牲在延慶的，很多的烈士安葬地不詳。”延慶區民政局黨組副書記王玉玲說，建紀念墻是希望能以這種載體讓烈士“回家”，讓烈士家屬有一個祭掃的場所。

王玉玲介紹，2012年至今，延慶不斷加大零散烈士紀念設施的建設，累計投入350多萬元，改擴建3座烈士陵園，就地維護10座烈士紀念碑，完成了181座散葬烈士墓的搶救保護工作。

從事這項工作4年來，閆永杰前后奔波約3000公里。他說，散葬烈士墓的線索申報、核查工作一直在進行，自己心靈也經常深受觸動。“遷墓時，能從遺骨看出，不少烈士都是十七八歲或二十歲出頭，有的遺骨上還能看到紗布條和子彈。”

“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奉獻了年輕的生命，許多人連尸骨都找不到，有的沒有后人，有的親人在哪也不知道。”小伙子說，“既然做了這份工作，就要把他們當親人來對待，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事跡，讓更多人去緬懷他們。”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