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網信辦約談多家網站，責令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渲染演藝明星緋聞隱私、炒作明星炫富享樂等問題”，包括“全明星探”“中國第一狗仔卓偉”“名偵探趙五兒”在內的一大批八卦賬號被關閉。這些八卦賬號曾多次設置社會熱點議題，引發爭議，產生明顯的負面效應。

人們注意到，這次專項治理行動，與6月1日實施的兩部法律法規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利用網絡從事侵害他人名譽、隱私、知識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等活動。而新版《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從12年前針對PC端網站，轉為主要針對微博客、公眾賬號、即時通信工具、網絡直播等移動端平臺，進行新聞信息服務的規范和管理。而這些八卦賬號，主要靠移動端流量獲得名和利。

網絡表達的自由和邊界

微信降低了網絡表達的門檻。社會各階層人士都可能借助移動互聯網抒發喜怒哀樂，表達利益訴求，進行社會交往和意見分享。互聯網的普及為保障人民群眾的“四權”(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提供了技術可能，但網絡表達須恪守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底線。

八卦信息受追捧，一方面給演藝界不好的價值導向，誤導明星不惜手段博出位，忽視德和藝乃立身之本;另一方面讓社會心態變得浮躁，特別是讓年輕人誤解人生和成功的意義。人民日報評論部微信公眾號發表“銳評”，認為這份“罰單”背后，不只是一種法律約束，更是一種價值倡導和風氣扭轉。一些娛樂賬號對天價婚禮、豪車名包、奢華居所的細致描摹，彌漫著濃濃的拜金味兒。一些戲不好、歌不紅的藝人、網紅正是依靠八卦，推高自己的曝光度。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網絡視聽節目創作播出管理的通知》《電影促進法》等均強調德藝雙馨，管理部門對涉毒、涉嫖藝人祭出嚴厲處罰，都體現了扭轉“三觀不正”的良苦用心。

前些年，有關部門重點治理網上時政類帖文，查封了相關違法賬號，一些涉嫌造謠傳謠的大V相繼受到法規的處置。此次針對非時政類的八卦賬號下重手，提示互聯網治理正在進一步深入。網絡輿論場的謠言和偏激意見蔓延，說到底與網上文化土壤貧瘠、理性匱乏有關。

有人擔心這份“罰單”重創“自媒體”商業模式，估算這些賬號被封意味著數億資產灰飛煙滅。但點擊率和粉絲數所兌換的經濟利益，如果全憑這些泡沫化的負面信息為依托，本來就是以沙聚塔，根基不牢，危害不淺。一部分“自媒體”(We Media或Grassroots Media)，正是在法制空檔縫隙中做大的。

警惕文化重心的下沉

從五四運動時期算起，近百年來文化大普及，大眾文化生活日趨豐富多彩，但也出現了文化重心的下沉。今天的重心從“自媒體”帖文到網絡直播、短視頻。互聯網時期的人們更擅長表達，網絡視頻中的表情更為生動，但也出現了低俗、色情、迷信等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東西沉渣泛起。

新聞史記載，20世紀30年代，女藝人阮玲玉自殺后，有狗仔隊在她家門口垃圾箱里翻翻撿撿，企圖找出隱私內幕，好像也有所斬獲。然而，當時“十里洋場”的新聞界一致拒絕刊載，讓這位名女人平靜地離去。如今洋洋得意“周一見”的自媒體賬號，是否愧對前人?近年來網上八卦新聞，以狗仔隊的偷窺和爆料為由頭，是否失去了法律尊嚴和職業操守?

再如網絡流行語，豐富和創新了漢語的表達。你言“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他說“別睡了起來嗨”，各有意趣。但網絡流行語不能拉低中國語言文字乃至中國文化的品位。像“屌絲”一詞，竟然出現在一些主流媒體上，但對這個詞兒，實在不敢恭維。記得歷史學家龐樸先生曾跟筆者說過：主流媒體用“賣淫”這個詞兒不妥，在幾十年前用的是“賣笑”。這涉及主流文化對流行文化的過濾作用。在我們這個擁有楚辭漢賦、唐詩宋詞的國度，實在不忍看到“開撕”“撕逼”“逼格”這樣粗鄙的文字招搖過市!

畢竟文化有雅俗之分，主流與邊緣之別，教育界、主流媒體和有關部門需要率先垂范，維護漢語的文化含量、文明水準。如中小學生作文使用某些粗鄙的詞語，老師有責任判低分或不合格。

精神文化產品的“供給側改革”

在依法查處低俗八卦賬號的同時，需要花更大的精力來填補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社會轉型期也是矛盾凸顯期，各社會群體內心的壓力需要釋放。健康的精神文化產品是社會的“加濕器”和“潤滑劑”，能減少社會輿論場的燥熱和緊張，緩沖基層治理中的矛盾摩擦。

新中國成立以來，高度重視精神文化產品和意識形態建設。每個時代都有與時俱進的產品樣式和傳播路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紅旗飄飄》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星火燎原》叢書，得到元帥、將軍、中央機關和省區市負責人、革命軍人和老區群眾的響應。工人出版社編輯何家棟執筆，出版了《把一切獻給黨》《我的一家》等革命回憶錄。這些構成了新中國的“紅色文化”系列，傳誦一時，不少佳作被收入中小學語文課本。

今天，互聯網特別是移動端成為新聞宣傳和文化消費的前沿陣地。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2016年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中國成年國民人均每天讀書20.2分鐘，而手機閱讀74.4分鐘，手機閱讀是紙質圖書閱讀的3.68倍。新聞界在熱議“去書名號”策略，即媒體去“《》”(報紙或雜志)，變成“@”(兩微一端)。一些新聞單位，做互聯網業務的人數超過了做紙媒的，甚至有人預言，將來紙媒會成為給互聯網訂戶的贈品。

當前迫切需要引導更多文化藝術資源上網，讓精英文化走出劇院、博物館、音樂廳、咖啡館、茶室、沙龍，前進到社交網絡。5月17日，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秦宜智在新聞發布會上談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之一就是網絡化，共青團要為青年服務就必須到網上去。比如青年在知乎上，青年在B站里，我們的工作一定要延伸進去，通過為小伙伴們提供大家非常喜歡的生動活潑的一些文化產品，使廣大的小伙伴們一起健康成長。

意識形態建設也需要“供給側改革”。如果只滿足于在傳統場合發篇文章，主要靠互聯網獲取信息的許多年輕人很可能看不到，那就是“無效供給”。能否優化要素配置，增加有效供給?河南省委宣傳部嘗試改變傳統的理論工作者評價方式，把在網上發表的理論文章也納入職稱評定的依據，將社會科學成果評獎向網絡理論成果略做傾斜，以調動社科理論工作者在網上發聲的積極性。理論宣傳若不“觸網”，將錯失更大舞臺。在廣州市網絡文化協會旗下，6月10日廣州市自媒體聯盟宣告成立，擁有@廣州潮生活等一批粉絲量過百萬的自媒體。在啟動儀式上公布了《廣州市自媒體聯盟公約》，提出團結、動員新媒體企業、自媒體人，遵循底線意識，堅持原創，承擔監督責任，講好“廣州故事”，唱響“廣州聲音”。對于前一段時間野蠻生長的“自媒體”，需要加強政治導向和文化引領。

20世紀60年代的科普，有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十萬個為什么》叢書，50年來累計發行量超過1億冊。網絡時代，像果殼網PC端網站和App，作為面向都市青年的泛科技興趣社區，用科技知識關切大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具有真金白銀知識含量的自媒體賬號，照樣有不菲的投資價值，2014年12月宣布完成C輪融資，融資額2000萬美元，投資方包括IDG這樣的著名機構。相信那些傳播正能量的自媒體運營方和投資人似乎都不必內心惶惶，猜測自己會不會在下一波“罰單”中。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