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沒回東北老家，李芳華每天都會為兒子熬上一碗白米粥。但也許兒子并不知道，母親每日以家和小區為半徑“畫圈”的生活，就像這白粥，沒有任何味道。

365天的日子被眼前兒孫的三餐起居，擠壓進本來就不大的空間。如果不是為了他們，像李芳華一樣的老人，可能一輩子也不會離開自己的老家，與親朋舊友遠離，更不會對新遷入地的生活產生“隔閡”。

和人打了一輩子交道，李芳華卻成了這座大都市里覓不到存在感的“隱形人”。

2017年8月1日，北京，午后時光，來自東北的兩位老人已來京四年。孫子不在時，等孫子，孫子來了看孫子，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

央廣網記者王永康 攝

據社科院今年7月發布的《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認為，隨遷老人一般是指因照顧晚輩等需求，隨在京落戶的子女生活兩個月以上的老年人。但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在這類人群中，因語言習慣、人際關系等原因，鮮少出戶的老人，卻成了社區中的“隱形人”。

2015年衛計委的流動老人健康服務專題調查顯示，我國隨遷老人將近1800萬，占全國2.47億流動人口中的7.2%，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專業博士周軍認為，如果這些老人出現對身份、心理認知的偏差，會帶來社交行為的阻礙，或出現精神抑郁等問題，成為精神疾患高發人群。

“您能叫得上母親日常朋友的名字么”

“抱歉，真的不知道”

有這樣一組日常數據，可能65歲馬麗鑫的家人從未察覺。

馬麗鑫來到北京已經整整2年，但在這片新遷入地，她朋友圈的數量仍為0;叫上名字的鄰居數量僅1人;她2天能看完6、7集電視劇和3部電影;與孫子在一起時間幾乎24小時;而她平均一月外出小區的次數只有1次，有時甚至為0……

到北京后，馬麗鑫把自己的日子變成了分秒不差的時鐘。只要按照往常定好的發條時間走，一成不變。記者在跟訪期間發現，她從早晨五點半起床、九點左右去超市買菜、出門遛彎、下午三點給孩子煮雞蛋……。

生活幾乎沒有其他任何娛樂，似乎一直在地上“打圈圈”，馬麗鑫生活所有重心全部以孩子、小區、菜市場為半徑。平日，兒子和兒媳上班后，家里就又變成了她和孫子的二人世界。“和小孫子在一起，看著他一天天長大也挺有成就感的。”

但，這可能是她唯一的樂趣。只有在孩子那，她的被需要感才是“滿格”的。

小區內大部分老人都是從外地來京幫助照看孫子的，這也是老人之間唯一的共同話題。央廣網記者王永康 攝

兒子焦天一總覺得自己心里清楚，沒人在家時，孩子睡覺的那倆三個小時，母親也不會休息，他猜測母親應該會坐在沙發上拿著平板電腦看劇，打發時間。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對于馬麗鑫而言，做家務才是排解寂寞最好的方式。看到地板上的一根頭發，她都要起身撿起來。有時，屋子里空蕩蕩，手里拿著抹布，轉身就不知道自己剛才要做什么。她只能再放下抹布，拿起遙控器，反復切換電視頻道，再看看已經熟睡的孫子。但至于電視節目播放的什么內容，好像也沒那么重要。

周一、周二、周三，重復。周四、周五，亦再重復。終于挨到了周末……

晚上8點，兒子未歸，等。

晚上9點，兒子未歸，等。

晚上10點半，失眠，晚睡。

當記者通過短訊方式，詢問老人兒子“您知道母親平時在社區有幾個朋友么?”“您能叫出他們的名字么?”。焦天一的頭像遲遲沒有跳動。

5分鐘后，他回復：“抱歉，真的不清楚。”

“您平時和孩子溝通多么？”

“孩子白天累了一天 不想說話我也理解”

65歲的王素梅與女兒王奇住在豐臺某高層住宅小區，高高矗立的三棟粉色住宅樓里塞滿了幾千人，但對于王素梅來說，這里卻只有陌生人。在人員高速流動的北京，用不了幾天時間，她身邊的鄰居就會換上新的一撥。

這和老家鄰居間，閑來互相串門的“熱絡”，形成了天壤之別。

“家里3、4間平房隨便怎么走，在這里真是憋啊。”她連距離家門口常去的菜市場名字，都不認得，也記不住。來自四川農村的她不識字，無法乘坐地鐵、公交等交通工具。

沒有女兒的陪伴，天安門、故宮她是怎樣也走不到的。

白天，當兒女上班時，除了孩子的哭鬧聲，房間里幾乎沒什么動靜，晚上兒女回來想聊上幾句，但看著他們疲倦的神色，老人卻又只能選擇沉默。“我理解，孩子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說話很正常。”王素梅這樣告訴記者。

2017年8月1日，北京，一隨遷老人帶著剛放學的孫子回家。央廣網記者王永康 攝

前幾天，女兒王奇匆忙回家取加班所需的文件材料，經過菜市場東面的那條斑馬線，一回頭卻發現，母親被夾在面色黝黑的賣菜夫婦、穿著人字拖的社會青年中間，手臂里上夾抱著孩子，斜跨的白布袋子里裝滿了青菜，走起路來很吃力。

她發現，以前從母親口中聽到的“兒孫繞膝”的美好生活，好像并不全是真的。

在京隨遷老人趨于低齡化 陷“融入難”窘境

在今天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老人兒孫繞膝、一家人其樂融融，這是他們理應享受的生活。但這些社區“隱形老人”，不得不忍受著孤獨與無助、想幫襯子女一把。可拋下了老家的老伴，好像老伴和自己一樣、成了穿梭在社區里的“隱形人”。

在北京市朝陽、豐臺等小區走訪調查期間，當記者問及“與社區鄰居的熟悉程度”時，占半數老人選擇“不認識”或“僅是面熟”，甚至有老人回復說，在樓梯間、電梯中、丟棄垃圾時碰到鄰居時點頭之交，算是交往范圍么?

缺少朋友、想家、孤獨、不適應氣候等是他們在北京生活的普遍真實狀態。

2017年8月1日，北京，一位老人和兩歲多的孫子，孩子因為摔倒啼哭不止。央廣網記者王永康 攝

據《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報告稱，隨遷老人的日常主要交往對象的前三位分別為家人、鄰居和朋友，所占比例分別是30.4%、24.6%以及23.5%。其中，朋友交往次數最少。

學者苗艷梅向記者提供的一份關于昌平區某社區“隱形老人”調查結果顯示，這些老人在與人交往中，出現“語言溝通有障礙”問題占14%。她認為，整體來看，隨遷老人對社區的心理認同和歸屬感并不強。

從流出地性質來看，來自農村、鄉鎮、中小城市、大城市的比例分別是36%、18%、32%以及14%，來自農村的隨遷老人比例略高。記者還特別注意到，隨遷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從年齡來看，隨遷老人趨于低齡化，多數處于56~60歲及61~70歲兩個年齡段，占上述調研報告總數的94%。

“隱形老人”或成精神疾患高發人群

“社區‘隱形老人’目前已形成一定規模，他們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來到陌生的城市，身份、心理認知帶來社交行為的阻礙，可能會出現精神抑郁等同質化問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北師大心理學專業博士周軍分析稱，此前就有數據顯示，在老年群體患抑郁癥的人群中，尤以隨遷老人居多。

“心理健康、精神疾病的發生，與人際關系的支持程度有非常大的聯系。一個隨遷老人本身就面臨‘連根拔起’的新生活、又缺少人際支持，生活中沒有交往的對象，無人傾訴。”在多年研究心理學的周軍看來，這些對于老人的精神健康都會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其實，有時以上問題的出現也和老人的性格有很大關系。“他們覺得被拋棄了，已經回不去老家了，感覺成為了多余的人。”北京城市學院公共管理學教授苗艷梅認為，子女現在更需要“反哺”父母，對他們進行家庭的輔導。

央廣網記者王永康 攝

她還建議，政府要購買服務，社會機構還要多開展對流動人口的服務項目，尤其在政策銜接方面，比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異地醫療報銷的問題，對北京市老人在醫療等方面的優惠，要與隨遷老人或實現一定程度的等同。

再比如，社區可專門組織為隨遷老人成立興趣小組。“有些醫院專門將患有乳腺癌病人組織起來辦活動，因為他們交流起來有很多共鳴之處。” 苗艷梅補充說到，如果政府購買服務的話，還必須形成制度化。

“不好融入城市是正常的，但隨著老人在生理上的老化，感覺器官、學習及適應能力一定程度的下降，挑戰會更大。”周軍認為，這是作為隨遷老人步入城市化的適應階段、而不是結局。

注：為保護采訪對象，文中部分名字為化名;部分相關數據來源《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2017)》，北京社科院

(新媒體責編：wb001)